回国的头几天，我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几乎没有出门。窗帘拉着，灯不开，手机扔在沙发上，电脑也不打开。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，不想吃，不想喝，不想动，不想想事情。但脑子不听话，它自己会想。想那座塔，想那只眼睛，想沈鹤亭，想罗德里戈，想徐鹤亭。想索菲亚，想孩子。想那道已经不在了的疤。从马瑙斯带回来的东西摊了一地——背包、衣服、笔记本、那只木杖。木杖靠在墙角，杖头那只眼睛对着天花板。老祭司把它留给我，让我替他守塔。但塔不用我守了，沈鹤亭自己守。木杖还在我手里，杖头那只眼睛还在看着我。它在看什么？在看天花板，还是在看我？在看这座房子，还是在看这座房子外面的世界？
那道疤已经不在了。但那个位置还在痒。不是疤在痒，是心在痒。习惯了。习惯了那里有一道疤，习惯了发痒、疼、刻字，习惯了看它、摸它、想它。它不在了，反而不习惯。就像牙掉了，舌头总去舔那个位置。就像人走了，总想回头看看。我习惯性地用左手去摸右手虎口，光滑的，干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我总感觉它还在那里，暗红色的，刻着“死亡等死”四个字，刻着“林深”两个字，刻着那些笔画。闭上眼睛，手指能摸到那些笔画。一横，一竖，一撇，一捺。深深的，像刻在骨头上。
第五天，我出门了。广州的夏天很热，热得人喘不过气。阳光白花花的，照在地上反光，刺眼。我沿着街走了很久，从家走到地铁站，从地铁站走到公园，从公园走到江边。路上全是人，上班的，上学的，买菜的老人，遛狗的年轻女人。他们从我家门口经过，从索菲亚的家门口经过，从马瑙斯的街道经过，从我的世界经过。他们不知道雨林深处有一座塔，塔里有七十二具无脸的尸体，尸体脸上长着活人的脸。他们不用知道。
珠江的水是浑的，黄褐色的，和马瑙斯那条河一样。它从西边流过来，往东边流下去，流到大海，流到别的地方。它不等人，不等任何人。它只是流，流了几千年，还要流几千年。我站在江边，看着对岸的高楼，脑子里想的却是那座塔。它在那里，在雨林深处，在黑暗里，在沈鹤亭手上。他替我守，我替他活。他还活着吗？在那只眼睛旁边，在黑暗里，在没有时间的塔底。他的心脏还在跳，八百年了，还在跳。他不会死，不能死，不敢死。他死了，那只眼睛就会睁开。眼睛睁开了，看到天上的人会死。他不能死。他在等我，不是等我回去，是等我走远。他替我守，我替他活。
手机震了。索菲亚发来一条消息：“孩子会翻身了。从仰卧翻到俯卧，翻过去之后自己吓了一跳，哭了。”下面还附了一段视频。我点开，孩子躺在床上，两条腿蹬了几下，身子一歪，翻过去了。脸埋在床单里，然后开始哭。索菲亚把他翻回来，他愣了一下，不哭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翻过去了，不知道自己在哭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。他只是在长。
我看着那段视频，看了很多遍。他会翻身了。下一次会坐了，再下一次会爬了，再再下一次会走路了。等他学会走路的时候，我在哪里？在广州，在马瑙斯，还是在去塔里的路上？那道疤不在了，但那条路还在。沈鹤亭走过，1956年的林深走过，徐鹤亭走过。他们走过去了，没有再回来。我走回来了，但心里那条路还在。它通向那座塔，通向那只眼睛，通向沈鹤亭。
第七天夜里，我梦到了那道疤。梦里它还在右手上，从虎口斜着切向手腕，在三分之一处有一个分叉。暗红色的，边缘的皮肤绷得紧紧的，泛着光，像刚愈合的伤口。没有字。它不是“死亡等我”，也不是“死亡等死”。它就是一道疤，普通的疤。我伸出手，看着它，它不动，不长，不疼，不痒。我看了很久，久到梦里的天都亮了。然后它消失了。不是被拿走的，是自己消失的。像冰融化了，像雾散开了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我睁开眼。天快亮了。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，分不清是早晨还是阴天。我抬起右手，借着窗帘缝漏进来的光看。光滑的，干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它痒了一下。不是疤在痒，是骨头在痒。有什么东西在骨头里面，在骨髓里，在血液里，在我身体最深处。它在动，在翻身，在等。等什么？等我回去？还是等它出来？
那道疤不在了，但它还在我心里。也许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住，从手上搬到心里，从看得见的地方搬到看不见的地方。它还会回来吗？也许。也许某一天，我一觉醒来，右手上又出现了那道暗红色的痕迹。也许不会。沈鹤亭把它拿回去了，他不会再还给我了。他替我守，我替他活。他是守信的人，守塔人不撒谎。他不撒谎，他也不骗人。他说我自由了，我就是自由了。疤不会回来了。但心会痒。
我坐起来，拿起手机，给索菲亚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孩子的手还好吗？”过了几分钟，她回了一条，不是文字，是一张照片。孩子的两只手，摊开，手心朝上，手指张开着，像在摸什么东西。没有疤。干干净净的。照片下面附了一句话：“他很好。你也好好的。”
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。天亮了。广州的天空灰蒙蒙的，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，不亮，但暖。那道疤不在了，但它还在。在心里，在梦里，在沈鹤亭的那行字里。他叫我走，走远一点，不用回来。我不会走远，我会回来。回来买菜，回来买花，回来看孩子，回来看她。走远一点，不是走远不回来，是走出去，还能走回来。
那道疤已经不在了。但那个位置还在痒。不是疤在痒，是心在痒。习惯了。习惯了那里有一道疤，习惯了发痒、疼、刻字，习惯了看它、摸它、想它。它不在了，反而不习惯。就像牙掉了，舌头总去舔那个位置。就像人走了，总想回头看看。我习惯性地用左手去摸右手虎口，光滑的，干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我总感觉它还在那里，暗红色的，刻着“死亡等死”四个字，刻着“林深”两个字，刻着那些笔画。闭上眼睛，手指能摸到那些笔画。一横，一竖，一撇，一捺。深深的，像刻在骨头上。
第五天，我出门了。广州的夏天很热，热得人喘不过气。阳光白花花的，照在地上反光，刺眼。我沿着街走了很久，从家走到地铁站，从地铁站走到公园，从公园走到江边。路上全是人，上班的，上学的，买菜的老人，遛狗的年轻女人。他们从我家门口经过，从索菲亚的家门口经过，从马瑙斯的街道经过，从我的世界经过。他们不知道雨林深处有一座塔，塔里有七十二具无脸的尸体，尸体脸上长着活人的脸。他们不用知道。
珠江的水是浑的，黄褐色的，和马瑙斯那条河一样。它从西边流过来，往东边流下去，流到大海，流到别的地方。它不等人，不等任何人。它只是流，流了几千年，还要流几千年。我站在江边，看着对岸的高楼，脑子里想的却是那座塔。它在那里，在雨林深处，在黑暗里，在沈鹤亭手上。他替我守，我替他活。他还活着吗？在那只眼睛旁边，在黑暗里，在没有时间的塔底。他的心脏还在跳，八百年了，还在跳。他不会死，不能死，不敢死。他死了，那只眼睛就会睁开。眼睛睁开了，看到天上的人会死。他不能死。他在等我，不是等我回去，是等我走远。他替我守，我替他活。
手机震了。索菲亚发来一条消息：“孩子会翻身了。从仰卧翻到俯卧，翻过去之后自己吓了一跳，哭了。”下面还附了一段视频。我点开，孩子躺在床上，两条腿蹬了几下，身子一歪，翻过去了。脸埋在床单里，然后开始哭。索菲亚把他翻回来，他愣了一下，不哭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翻过去了，不知道自己在哭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。他只是在长。
我看着那段视频，看了很多遍。他会翻身了。下一次会坐了，再下一次会爬了，再再下一次会走路了。等他学会走路的时候，我在哪里？在广州，在马瑙斯，还是在去塔里的路上？那道疤不在了，但那条路还在。沈鹤亭走过，1956年的林深走过，徐鹤亭走过。他们走过去了，没有再回来。我走回来了，但心里那条路还在。它通向那座塔，通向那只眼睛，通向沈鹤亭。
第七天夜里，我梦到了那道疤。梦里它还在右手上，从虎口斜着切向手腕，在三分之一处有一个分叉。暗红色的，边缘的皮肤绷得紧紧的，泛着光，像刚愈合的伤口。没有字。它不是“死亡等我”，也不是“死亡等死”。它就是一道疤，普通的疤。我伸出手，看着它，它不动，不长，不疼，不痒。我看了很久，久到梦里的天都亮了。然后它消失了。不是被拿走的，是自己消失的。像冰融化了，像雾散开了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我睁开眼。天快亮了。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，分不清是早晨还是阴天。我抬起右手，借着窗帘缝漏进来的光看。光滑的，干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它痒了一下。不是疤在痒，是骨头在痒。有什么东西在骨头里面，在骨髓里，在血液里，在我身体最深处。它在动，在翻身，在等。等什么？等我回去？还是等它出来？
那道疤不在了，但它还在我心里。也许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住，从手上搬到心里，从看得见的地方搬到看不见的地方。它还会回来吗？也许。也许某一天，我一觉醒来，右手上又出现了那道暗红色的痕迹。也许不会。沈鹤亭把它拿回去了，他不会再还给我了。他替我守，我替他活。他是守信的人，守塔人不撒谎。他不撒谎，他也不骗人。他说我自由了，我就是自由了。疤不会回来了。但心会痒。
我坐起来，拿起手机，给索菲亚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孩子的手还好吗？”过了几分钟，她回了一条，不是文字，是一张照片。孩子的两只手，摊开，手心朝上，手指张开着，像在摸什么东西。没有疤。干干净净的。照片下面附了一句话：“他很好。你也好好的。”
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。天亮了。广州的天空灰蒙蒙的，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，不亮，但暖。那道疤不在了，但它还在。在心里，在梦里，在沈鹤亭的那行字里。他叫我走，走远一点，不用回来。我不会走远，我会回来。回来买菜，回来买花，回来看孩子，回来看她。走远一点，不是走远不回来，是走出去，还能走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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