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5年9月,的里雅斯特

  雅各布七十三岁了。他已经很久不煮咖啡了,不是不想,是煮不动了。手抖得厉害,端不住咖啡壶,开水会洒出来,烫过好几次。保罗不让他煮了,说,您坐着,我煮。他坐在咖啡馆门口的椅子上,晒着太阳,看着海。海还是那片海,蓝的,深的,无边无际。海鸥还是那些海鸥,蹲在炮台上,缩着脖子,嘴巴微微张开。炮台还在,但炮没了,只剩下一排空荡荡的水泥基座,上面长满了青苔,野花从裂缝里钻出来,黄的,白的,紫的。

  “科恩先生,您喝。”保罗端着一杯咖啡,走到他面前。

  雅各布接过去,喝了一口。不苦,有果香,有酸味,还有一点甜。

  “好喝。”

  “您每天都这么说。”

  “因为每天都好喝。”

  保罗在他旁边坐下,也端着一杯咖啡。两个人,一老一少,坐在阳光下,看着海。海鸥在头顶盘旋,发出尖锐的叫声。

  “科恩先生,您说,您还能活多久?”

  “不知道。也许一年,也许两年。”

  “够了?”

  “够了。活了七十三年,够本了。”

  保罗低下头,看着杯子里的咖啡。“科恩先生,您不要死。”

  “不会死。活着。”

  “您骗我。”

  雅各布看着他,伸出手,摸了摸他的头。“没骗你。死了,也在你心里活着。你父亲、莱奥、马蒂奇,不都在你心里活着吗?”

  保罗点了点头。“在。”

  “那我也会在。”

  保罗的眼泪掉了下来。他没有擦,让它流。

  伊洛娜七十四岁了。她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,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光的影子。她不再写了,不是不想写,是看不见了。她让保罗帮她读以前写的那些文章,读着读着,她会说,这里写得不好,那里写得好。保罗问她,您怎么知道?她说,我记得。每一篇都记得。

  “伊洛娜姐姐,您今天想听哪一篇?”保罗坐在她旁边,手里拿着一本旧剪报。

  “听《工人的孩子》。那篇写弗朗茨的。”

  保罗翻到那一页,开始读。他读得很慢,每一个字都读得很清楚。伊洛娜闭着眼睛,听着。当她听到“弗朗茨说,他想上学”的时候,眼泪从眼角滑下来,滴在衣领上。

  “伊洛娜姐姐,您哭了。”

  “没有。海风吹的。”

  “您在屋里。没有海风。”

  伊洛娜笑了。“好,我哭了。因为难过。难过那些孩子,现在还有没有学上。”

  “有的。新国家有学校了。工人也能上学。”

  “你怎么知道?”

  “施密特叔叔说的。他的侄子在林茨上了学,学工程,毕业了在工厂当工程师。”

  伊洛娜点了点头。“那就好。那就好。”

  施密特六十八岁了。他每年春天去克罗地亚,帮安娜种土豆。秋天回来,帮保罗修飞机。他的肚子小了很多,不是减肥了,是病了。医生说,胃不好,不能多吃。他每天只吃两顿饭,不喝酒,不抽烟。但他还是胖,胖了六十多年,瘦不下来了。

  “施密特叔叔,您今年还去克罗地亚吗?”保罗问他。

  “去。安娜一个人种不动。我去帮她。”

  “您身体行吗?”

  “行。死不了。”

  保罗笑了。“您跟马蒂奇军士长一样。”

  “哪里一样?”

  “倔。”

  施密特笑了。“他教的。”

 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,递给保罗。照片上是一个瘦瘦的老太太,站在土豆田里,手里拿着一把铁锹。她的脸上全是皱纹,但眼睛是亮的。

  “这是安娜?”

  “是。她七十六了。还在种地。”

  “她一个人?”

  “一个人。儿子在萨格勒布,当工人。不回来。”

  保罗看着那张照片,沉默了几秒钟。“施密特叔叔,您为什么不把她接来?”

  “她不来。她说,这里是我的家。你也有家。你的家在林茨。”

  “林茨没有海。”

  “林茨有河。多瑙河。河也是水。”

  保罗叹了口气。“您跟马蒂奇军士长一样。”

  “哪里一样?”

  “不说好听的。但说的是真的。”

  施密特笑了。“对。说的是真的。”

  保罗四十七岁了。他的头发白了,不是全白,是鬓角白了。脸上有了皱纹,眼角有了鱼尾纹。但眼睛还是亮的,还是喜欢盯着天空看。他的飞机又改了,翼展加到了五十米,用了更轻的铝合金,蒙布换了进口的防水帆布。发动机换成了八台,每台都有一百五十马力。他计划飞一次环球,从的里雅斯特出发,往东飞,经过希腊、埃及、印度、中国、日本,再飞过太平洋到美国,然后飞过大西洋回来。全程大约四万公里,要飞几个月。

  “保罗,你疯了?”施密特看着他。

  “没疯。”

  “你一个人飞?”

  “一个人。带雅各布。他坐我旁边。”

  “他七十三了。飞不动。”

  “他坐我旁边。不用动。”

  施密特摇了摇头。“你跟你莱奥叔叔一样。”

  “哪里一样?”

  “不要命。”

  保罗笑了。“命还是要的。但飞机更要。飞机是命做的。”

  十月的第一周,雅各布病了。他躺在床上,起不来了。保罗请了医生来,医生说,老了,器官衰竭,没有药能治。能撑到年底就不错了。

  保罗守在床边,一整天没离开。雅各布睁开眼睛,看着他。

  “科恩先生,您喝咖啡。”保罗端着一杯咖啡,放在床头柜上。

  雅各布端起杯子,手抖得厉害,咖啡洒了一半。保罗接过去,喂他喝。他喝了一口,咽下去,笑了。

  “好喝。”

  “您教的。”

  “不是教的。是你自己学的。”

  保罗低下头,看着自己的手。“科恩先生,您不要死。”

  “不会死。活着。”

  “您骗我。”

  雅各布看着他,伸出手,摸了摸他的头。“没骗你。死了,也在你心里活着。你父亲、莱奥、马蒂奇,不都在你心里活着吗?”

  保罗点了点头。“在。”

  “那我也会在。”

  保罗的眼泪掉了下来。他没有擦,让它流。

  “科恩先生,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”

  雅各布想了想。“有。”

  “什么?”

  “帮我照顾伊洛娜。她看不见了,不能一个人。”

  “我会。”

  “还有施密特。他胃不好,让他少吃。”

  “好。我告诉他。”

  “还有你。你飞环球的时候,小心。”

  保罗点了点头。“小心。您放心。”

  雅各布看着他,笑了。“你长大了。”

  “四十七了。”

  “不小了。”

  “对。不小了。”

  十一月二十三日,雅各布·科恩去世了。距离莱奥去世整整十一年。

  他走得很安静。早上还喝了一碗粥,跟保罗说了几句话。然后他说困了,想睡一会儿。保罗帮他掖好被子,坐在床边看着他。过了大约半个小时,保罗发现他不再呼吸了。他摸了摸雅各布的手。还有一点温度,但已经在变凉。

  “科恩先生。”他轻声说。

  没有回答。

  他站起来,走到窗边,看着窗外那片海。海还是那片海,蓝的,深的,无边无际。海鸥在远处盘旋,发出尖锐的叫声。

  他忽然想起雅各布说过的话:“海鸥换了多少代了,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它们还在。”

  它们还在。雅各布不在了。

  他走回床边,把雅各布衣领上的那枚银色叶子胸针摘下来,握在手心里。银叶子暗淡了,但还在。

  他把胸针放进口袋,走出房间。

  伊洛娜坐在咖啡馆里,手里端着咖啡。她看不见,但能闻到香味。

  “保罗,他走了?”

  “走了。”

  “你难过吗?”

  “难过。”

  “你脸上没哭。”

  “心里哭了。”

  伊洛娜伸出手。保罗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很瘦,但很暖。

  “保罗,”她说,“他跟你说了什么?”

  “说让我照顾您。”

  “还有呢?”

  “说施密特胃不好,让他少吃。”

  “还有呢?”

  “说你飞环球的时候,小心。”

  伊洛娜笑了。“他什么都想到了。”

  “对。什么都想到了。”

  雅各布的葬礼在炮台后面的山坡上举行。没有牧师,没有棺材,只有一块墓碑。保罗自己刻的,用石头和铁凿,刻了三天。碑上写着:“雅各布·科恩,1852-1925。煮咖啡,等人,守咖啡馆。”

  保罗站在墓碑前,把那枚银叶子胸针放在碑顶上。银叶子暗淡了,但还在。

  “科恩先生,”他说,“您在海边,我在海边。您在天上,我在天上。您在心里,我在心里。”

  伊洛娜站在他旁边,手里拿着笔记本,没有写。她看不见,但她听着。

  施密特站在最后面,低着头,肩膀在抖。他没有出声,但谁都知道他在哭。

  海风吹过来,带着咸味和鱼腥味。海鸥在头顶盘旋,发出尖锐的叫声。冬天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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